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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强农兴农人才 把“金种子”撒在祖国大地******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培养强农兴农人才 把“金种子”撒在祖国大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光明日报记者 张哲浩 杨永林 李洁 光明日报通讯员 王学锋 张鹏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一体部署，明确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这既是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更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学校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团长李兴旺以“开启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书写青春和奋斗的华章”为题，为青年学生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和遵循，不断增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信心决心和能力水平，努力培养更多卓越农林人才，勇担强农兴农光荣使命，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征程中接续奋斗，在深度融入和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中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培育更多“金种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在果园调试苹果双臂采摘设备。靳军摄/光明图片

　　在深研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校领导、各部（处、室）负责人及学校33个基层党委（党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党支部书记、党员、师生和党外人士于当天上午集中收看了开幕会，全体师生备受鼓舞、十分振奋、反响热烈。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既要整体把握、全面系统，又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连日来，校党委突出农林高校办学特点、学科特色和使命任务，制定了按章节分步骤推进的学习计划，用5周时间分阶段原原本本、持续深入学习，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

　　校党委第一时间召开党的二十大精神传达学习会议，印发学习贯彻文件，校领导带头宣讲巡讲，依托校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和师生政治理论学习，扎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学以致用。

　　全体党员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深刻领悟党章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各级党团组织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纳入“三会一课”、主题党团日，积极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宣传。

　　在学校东南窑文化展室里，中国工程院院士、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康振生为支部党员讲授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党课。他指出，作为一名党员和农业科技工作者，要持续聚焦小麦重大病害绿色防控科学和技术问题，攻坚克难、不懈奋斗，努力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作出更大贡献。

　　在广大青年学生层面，学校党团组织重点聚焦学生党员、学生团员、青马骨干、研究生骨干等，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参加“鸿鹄计划”领导力训练营的研究生骨干王绍强表示，要矢志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为“三农”事业增添青春力量。

　　广大党员干部、师生在学习中提升了站位，在交流中凝聚了共识。大家深刻认识到党的二十大关于粮食安全、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健康中国、人才强国等重大部署带来的发展机遇，提高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景色。张佳奎摄/光明图片

　　在学习宣传全覆盖中强化育人育才使命

　　学校党委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理论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打造“宣讲+培训+育人”理论宣讲品牌。成立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构建校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宣传部统筹组织、各单位深度参与、覆盖全体师生员工的“大宣讲”格局。全体校领导率先垂范，为师生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联学导学。各二级党组织负责同志积极指导督促本单位学习，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人心。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学习的重要内容分批分期进行系统培训。学校组织开展第五期高层次人才研修班、第八期中青年干部专题培训班，开展了校史校情、人才安全、乡村振兴、未来农业与共同富裕教育实践活动，赴浙江嘉兴南湖、安吉余村实地感悟“红船精神”和“两山”理念。

　　学校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从13名代表到现在9600多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久经考验而不忘初心使命。”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上，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赵星宇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同党史有机结合，为学生带来生动的一课。

　　在学校公益法律服务团的基础上，学校成立了“法治小院”，组织师生积极开展法治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活动，深入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并做好法律咨询工作。

　　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根本遵循，把就业作为战略工作，学校召开2023届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题会，实施“招培就”一体化工程，切实守好学生就业的“幸福线”。

　　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优势，全方位、多角度解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校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研究中心系统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贡献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了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校党委紧扣党的二十大精神组织学习，围绕“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贯彻新发展理念、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打造旱区农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等7个方面开展专题研讨，把学校的办学特色和优势融入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去谋划、去推进、去落实，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结合点，进一步坚定扎根西部、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信心和决心。

　　在课堂上、田野里，在乡村振兴主战场，学校师生接续奋斗，坚持服务国家战略，不断提升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能力，用实干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

　　“果园树形还需要进一步规范，近期秋肥要跟上。”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果园里，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马锋旺正在现场指导。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省延安市考察。学校及时召开党委常委会议集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并召开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将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持续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学校组团专程赴延安调研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实地走访当地苹果园，围绕提质增效、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矮化密植栽培、装备智能化信息化、自然灾害预防、品牌建设等开展座谈交流和现场指导。

　　“延安农业产业发展拥有浓厚的西农情结，农产品蕴含着强大的西农基因。”谈到学校对延安苹果产业作出的积极贡献，延安市副市长魏延安表示。

　　2015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相继选育出“瑞阳”“瑞雪”“秦脆”“秦蜜”“瑞香红”等优良新品种，受到群众广泛喜爱。光是今年，5亩“秦脆”就为延安市洛川县石头镇背固村果农崔卫东带来了18万元的收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表示，党的二十大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推动绿色发展等新部署，为涉农高校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全校上下将进一步坚定扎根西部大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信心和决心，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西农力量”。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1日 05版）

与名人交往忆事******

　　苏戈

　　我到中新社当记者，是在五十年代初中新社刚成立不久。副社长王纪元同我谈话说：“中新社处于起步阶段，在社会上还没有影响，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特别是要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及文艺界名家为我社撰稿，扩大海外影响。”

　　那时，当一名文艺记者也有很多困惑。如文艺界名人生活习惯的差异，已经成名的人士不在乎多一次的扬名机会，加上许多人士或单位不认中新社的牌子，所以我开始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人家不理睬摔电话、吃闭门羹，特别是同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共同采访时受到冷落等，让我觉得很伤面子。再加上社内也有很多规矩限制，如要了解外报转载的文章落地情况，只能查看进步报刊，中、“右”的报不得借看等，这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对中新社的了解不断深入，工作逐步开展，我的工作得到绝大多数各界名人及文艺单位的支持与帮助。更有许多青年人对我这份能经常接触明星、歌星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极为羡慕。每当忆起当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我也倍感欣慰，难以忘怀。

　　老舍先生的幽默与认真

　　有一次采访老舍先生，我带上介绍信到乃兹府老舍先生宅院(现改为老舍先生纪念馆)。见到老舍先生后，我将信递交过去，先生看了信便问：“中新社和新华社有何不同？”我将中新社是民办通讯社，社长为金仲华，供稿对象是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等一一道来。先生边看介绍信又问：“是民办通讯社？”“是啊！是啊！”先生认真地重复问，我又重复回答。看来先生对“民办”两个字有不解之处，我也无法解答更清楚。这时坐在旁边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姐笑着说：“民办就是民办。”大家互相看着笑了起来。那些年我经常麻烦老舍先生，凡是遇到年节、假日、祖国大庆，便邀请先生为我社撰写文章。只要先生能抽出时间，他绝对愿意帮忙。

　　如今老舍先生已谢世，他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生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写出最底层人民的疾苦，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貌。老舍先生是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让人永远怀念。

　　张恨水状告中新社

　　张恨水是位著名言情小说家，一生撰写了120多部小说，大量的散文、诗词、游记等作品，是位多产作家。他的著名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等多部作品均拍成电影及电视剧，影响极广。我很早就阅读了他的小说，也可以算是他的“粉丝”吧。1956年夏季的一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往西四砖塔胡同一座四合小院拜见张恨水先生。当我推开小院便门时，见到先生和夫人正坐在亭院中八仙桌旁饮茶。夫人很娇小，像是南方人模样。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先生说话语气低沉，言语不多，似乎有心事，或对当下新中国建立不久的环境不适应？当我问起先生近期有何大作时，先生不直接回答，只说没有什么事，很闲，有时在附近遛遛弯。我根据他说的现实情况，提出请先生为我社撰写一篇《北京街头见闻》，先生答应了。我便不打扰，起身告辞。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先生寄来的文章，大约四五千字，交给组长黄嘉锦处理。黄嘉锦组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地下党员、菲律宾归侨，能干，有魄力。他大刀阔斧将张恨水先生文稿压缩成二千字，便发往香港报刊。事过半个多月，王纪元副社长叫组长和我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张恨水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告了中新社，说‘对作者不尊重，不负责任，随意改动作者文章’。”发生这种事对中新社影响很不好，组长和我都挨了批评，我们也做了检讨并吸取了教训。尽管我们给张恨水先生带来不愉快的经历，但先生以大度的胸怀仍应邀为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撰写了多部长篇章回小说，对外报副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此，我们很感谢张恨水先生。

　　批斗“电影皇帝”崔嵬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导演崔嵬先后拍摄了《青年之歌》、《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多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影片，并在电影《红旗谱》、《宋景诗》、《海魂》中扮演了不同类型的角色。1962年，由《大众电影》读者投票评选的“百花奖”对崔嵬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的朱志忠这一纯朴、善良、勇敢的农民形象给予了极高评价，授予他最佳男演员奖。为此，我写了一篇《访最佳男演员崔嵬》，刊登在《中国新闻》稿本第二部分。此稿很快被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转载，香港《大公报》刊登时将标题改为《电影皇帝”崔嵬》。据了解，当天香港街头报亭《大公报》销量剧增，受到香港居民的欢迎。没料到，“文革”期间，“电影皇帝”这篇改动标题的文章给崔嵬凭空增加了一条罪状。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位延安时的共产党员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被那些不了解内外社会制度区别的群众揪斗不放，吃了不少苦头。“文革”过后我又见到了崔嵬，向他表示谦意，“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崔嵬用他那山东人特有的宏亮嗓音，直爽、坦然地说。是啊！灾难是过去了，如人有再提起那段历史故事，就当笑话讲给后代听吧。

　　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

　　1966年“文革”伊始，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通讯组曾两次报道有关京剧艺人言慧珠的文章，这两篇大毒草应受到批判……。我看了大字报很气愤，有同志支持我反唇相讥。我想想还是冷静下来。1960年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时，我采访了她。当时，她是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她向我介绍了培养京剧接班人的情况，并对京剧艺术后继有人充满信心。同年夏季我从上海晚报上看到一则关于言慧珠、俞振飞结婚的短讯，即写信邀请她为我社撰写一篇蜜月旅行见闻之类的文章。言慧珠很热情，很快复信。信中说明：他俩畅游长江，欣赏了祖国美丽山河，看到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等。她还说，他们回上海已过多日，不是新闻了，如需要，请我代笔，用她名字发表。我根据言慧珠的委托及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写了一篇《言慧珠、俞振飞蜜月旅行追忆》，发给香港。香港及海外有些报纸很快采用。因为这种文体的稿件通讯组曾发表过多篇，很受外报欢迎。记得《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稿不仅被多家外报转载，而且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及表扬。言慧珠是著名须生言菊朋的爱女。言慧珠才艺双全，扮相秀美，唱腔清亮圆润，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俞振飞是著名小生，是梅兰芳的搭档，他不仅在国内扬名，而且深受香港、台湾及海外京剧爱好者关注。再说，当年通讯组每三个月就要全面检查所发出的文稿，如有问题早就挨批了；其次，所报道的对象，不是个人喜爱而是因工作需要，符合我社规定的爱国主义报道方针。这场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未能掀起更大地浪花，没过多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

　　拜见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本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领导给了我这任务，只有服从别无二话。领导交代：请邵力子先生撰写一篇国庆十周年观感，不谈人口问题。我领会了精神，随即前去拜访邵先生。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绍兴人，讲话略带乡音。他是1949年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主要人士之一，主张国共合作，后因谈判破裂，邵先生主动要求留在北京未回台湾，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等要职。邵先生很热情也很健谈，待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很快应允。他认为，建国十周年各方面变化很大，特别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等，给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我采访结束起身告辞时，邵先生又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计划生育及人口问题的文章，接着他很激动地讲道：他曾在1953年时，在一次重大政治决策会议上提出中国人口过多，需要计划生育的观点；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人口问题做了专题发言。邵力子先生说：人口多是好事，但在经济和物质不够发达的社会环境中，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他的观点有三方面：第一，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第二，生子女多对妇女身体健康不利；第三，对儿童成长教育不利。我聆听了邵力子先生关于人口问题见解与观点，极为敬佩和赞同。但是当年有关人口问题的政策是学苏联，是国策。这一观点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表示同意？我做为一名记者更不敢随意表态。先生看我没任何表情，一定是大失所望。很遗憾，如果先生不在“文革”中故去，如果先生能活到现在，看到中国人口增势得到控制，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定会感到欣慰。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